而合法的行政行为只可在第49条规定的条件之下予以废止（Widerrufen）。

综上，直接涉及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处分的批准征收决定具有具体行政行为之性质，因而引入参与程序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逻辑障碍。〔[40]〕参见《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和《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5条的规定。

相反，赋予拟被征收人知情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审批之裁决功能方名符其实。这表明，审批机关仅对申请征地机关单方面提供的报批材料以及下级审查机关的审查意见进行复审。台湾公用征收包括征收申请以及前置程序（包括举行听证、勘选需用土地、协议价购）、征收核准、征收执行（公告与通知、发给补偿）、征收完成几个环节。这两个替代性对策是否可行？如果替代性策略可行性较低，或虽然具有可行性但仍不能代替征收审批，则从反面说明征收审批具有存续的必要。申请机关对报批材料造假、初审机关没有尽到实质审查的义务，均违反该《通知》的要求。

〔[29]〕参见前引〔7〕，程洁文。四、征收审批引入正当程序现实呼唤：一种程序工具理性的分析上一部分从征收审批面向相对人和当事人两个维度，分析了批准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属性以及征收审批对财产权利归属进行裁决的功能属性。[22]（美）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19。

[5]可这里依然存在疑问。至少，较之传统叙事，一个更多面的西方，可能为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与参照。首先，詹姆斯二世的法官之所以被全部罢免，就并非仅仅是由于这些法官道德沦丧或知识欠缺，而更多是主权者革命的结果。（一）古代宪制的传统？在回溯制度起源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为伟大的制度寻找一个光荣的起源，对于司法独立也同样如此。

故事的结尾也不再是自由战胜专制、司法获得独立的光荣革命，而是议会取代国王，成为新的主权者和法官的新主人。由于年代的久远，我们已经很难完全恢复历史的真相，但本案的审判过程本身却表明，无论是法官与国王的关系，还是辉格派对待司法的态度，都远比传统的解说更为复杂。

[19]在许多学者看来，正是职业化法官的出现，使得中世纪的司法独立具有了更坚强的现实基础。尽管查理国王并不相信这些事实，但此时的英格兰弥漫着反天主教的氛围。[34]此外，对长期国会的研究也表明，在曾接受律师会馆教育的310名议员中，至少有120人选择支持保王党。同时，为了掩盖对金钱的追逐，职业主义者总是标榜自己很少利己、专门利人，是为了追求一种天职。

[46]但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法官的堕落呢？这些选择支持国王的法官，真的是因为道德或职业水准的低下么？还是仅仅因为缺乏终身职位而畏惧于强权？事实上，随着材料解读的深入，晚近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抛开政治立场的选择，从职业法律人的角度来说，选择支持王权的法官，很难说就一定是腐化堕落的。只不过，判断法官是否品行端正的权力也同样落入了议会手中。与托利派法官选择支持国王一样，辉格法律人对王权的反抗，也同样可能是基于政治立场的选择，而并非为了坚守独立。所谓职业，意味着一种要求专业知识的工作岗位，需要通过专门的正式教育或精细的学徒制才能获得。

[38]即便是著名的1616年与国王的冲突中，也同样隐含了政治斗争的嫌疑。早在1640年，长期国会上提出的给予法官终身职位（tenure）的提案得到恢复。

与古代宪制与法律职业的进路一样，本文的分析表明，仅仅是诉诸道德话语的所谓法律人的斗争，同样无法解释法官独立原则的最终确立。这也就意味着，司法独立在光荣革命后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前提，即首先以革命的名义罢免旧法官。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的学术话语中，古代宪制的解说已很难被视作一种确定的基础。本文试图重新理解这些问题。这些历史的传统为1701年原则埋下了种子，并成为法律人与专制王权斗争的旗帜。真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直面复杂的世界，从表面的悖论中去寻找那真实的历史。【摘要】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被视作司法独立在西方世界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法律人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英国故事但对于17世纪英国司法史的分析却表明，传统的宪政王义和职业王义的解读都存在简单化的倾向，而忽视了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利益角逐与政治走向 这一时期法律职业阶层的分裂与斗争，都无法简单归因于道德或职业水准的高低，而更多来自于与现实政治冲突的纠缠。[29]这也就意味着，职业属性对于法官的政治立场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36]之所以呈现这一局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法官在实现职业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摆脱作为一名王室政府官僚所受到的外在制约。即便这一时期的法官作出具有政治倾向的判决，我们也恐怕很难将之归因于法官个人的道德品格。

[60]至于法官的终生任职问题，则直到以霍尔特（Holt）爵士为代表的12名全新的王室法官获得任命之后，[61]才被正式提上议程。相反，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是反天主教的，之所以支持詹姆斯继位，更多是因为不希望破坏君主世袭的原则。

而这一传统又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有限王权与古代宪制之中。[39]事实上，在此之前，詹姆斯已经在考虑将柯克提升为财政大臣，而罢免柯克的职位也并非出于国王的本意。

三、内战前夕的法官：职业进路的反思17世纪的历史恰恰证实了这种担心。而在北部和西南部或支持国教者，则多数支持国王。[55]但这并不意味着托利党就一定支持天主教或是支持专制。更何况事实表明这些法律人在不正当手段的使用上并不比托利好多少。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在当时的主权革命中，除了国王与议会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普通法至上的主张，要求将国王与议会都置于法律的主权之下。[57]因此，辉格与托利的分歧，也就并非在于天主教或是专制，而实际上是对待国家命运的两种态度。

[54]甚至，托利派的立场也未必就是趋炎附势。而在整个都铎时期，除玛丽女王曾罢免坚持清教信仰的三名法官之外，法官职位几乎不曾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

事实上，前述斯图亚特职业法官群体在王权压力之下的分裂，就证实了这种担心的存在。[50]参见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43。

相反，可能更多是出于对议会的畏惧，而非对原则的坚守。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159页。但另一方面，议会主权的确立，还意味着另一种可能的方案—法律主权或普通法主权—的落空。笔者将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古代宪制与法律职业两种进路可能的不足，并通过对内战前夕（1603-1640）法律职业阶层的考察，揭示传统因素对于法律人行为影响的有限性。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在上述英国故事中，又往往强调法律职业阶层的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二、两种传统的质疑在对于17世纪司法史展开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尝试对传统解读的两种进路作一个简要分析。

但随着国王与议会的分歧日益扩大，查理二世又开始重拾凭个人好恶任免法官的办法，继任的詹姆斯二世更是在短短四年中罢免12名法官，留任的法官则蜕变为专制王权的帮凶。总之，对于17世纪初的历史回顾表明，面对绝对主义王权的挑战与国家政治的激烈冲突，原本职业化的普通法法官，同样不可避免陷入了严重的分裂。

但这里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法官的品行？又凭什么来判断品行的端正呢？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开始浮现。但在17世纪英国革命，这一主张却最终被抛弃，议会至上而非法律至上取得了胜利。